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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与“圣散子方”谈中医的辨证用药 张立峰
日期/时间2020-02-15 17:20
 
    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以及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春江水暖鸭先知。”……堪称千古绝唱,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文学家,“北宋文人中最富有才华的人”(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苏东坡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同时还是一位通晓医理的“儒医”,并著有多部医学书籍。
    在祖国医学浩瀚的典籍宝库中,有一部名为《苏沈良方》的经典著作,但实际上这是两本书的合集,作者分别是沈括和苏轼(沈括以著有《梦溪笔谈》而闻名于世)。而且两本书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沈括的《良方》完成在先,苏轼的《苏学士方》完成在后。后人将两本书合在一起,称为《苏沈良方》。《四库全书》中记载:“苏沈良方八卷,宋沈括所集方书,而后人又以苏轼之说附之者也”。
    《苏沈良方》论述范围广泛,包括本草学、疾病治疗及保健诸方面的内容,其中疾病治疗的记载,有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儿科等简易有效的疗法。特别是书中收载的“秋石”(尿甾体性激素)的两种制备方法,为世界上提炼“性激素”的最早记载。《四库全书•苏沈良方提要》中评价:“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
    2001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新刊印了《苏沈良方》。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苏轼成为了其中的不幸者。朝廷中有人故意把他写的讽刺王安石变法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苏轼获“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遭弹劾罢官,被捕下狱,几乎濒临被杀头的境地,史称“乌台诗案”。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经过残酷的折磨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文字狱”使苏轼对政治心灰意冷,转而潜心文学创作,并对钻研医道产生了兴趣。一有空便寻幽访胜,收集各地验方效剂。然后以文学家的生花妙笔,著书立说,从事健康传播。在笔记杂著《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中,苏轼以短小精悍的笔触,记载了诸多宋代中医药文化的史料,以及他自身的健康体验与医学观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中医药文化遗产。
    《东坡志林》分为《医生》《延年术》《修养》《论菊》《论茶》等篇,分别记载了治病、养生、饮食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其中的《东坡志林•修养》以论述养生为主,涉及情志、德行、饮食、房中术、丹药等诸多方面。倡导“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坦荡心境和“已饥方食,未饱先止”的饮食经验。《东坡志林•论菊》中,苏轼把菊花称作延年药而加以推崇。《东坡志林•论茶》中,苏轼写道:“世故不可一日无茶。”主张每次饭后以浓茶漱口,清洁口腔,去除颊内的油腻,而脾胃不受影响。牙齿之间残留的肉屑等杂物,经过茶水的洗涤,就会全部去掉,不用再剔牙了。这样一来牙齿便成了苦性的了,就会越来越坚固致密,蠹虫引起的疾病就可以痊愈。
    这些著作的内容贴近生活、方便实用,加之苏轼优美流畅的文笔,使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为著作的声名远播插上了翅膀。清代陆锡熊、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实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故宜非他方所能及矣。”对苏轼的医学健康杂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有一年当地瘟疫流行。苏轼遍访各地名医,寻觅良方。听人说故乡眉州有一位奇人巢谷,自创一方,名为“圣散子”,对瘟疫的防治有奇效。于是苏轼专程前往眉州寻访巢谷,然而巢谷对“圣散子方”非常珍惜,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授。苏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再三央求,终于打动了巢谷,同意将药方传授给苏轼。传方之时,巢谷让苏轼指江水为誓,保证永不传人。苏轼指水为誓,方才得到奇方。回到黄州后,苏轼按照“圣散子”的配方抓药,在自家门前架起一口大锅“熬药济民”。凡是前来的人,“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由于使用了“圣散子方”,救了许多百姓的性命,当年的瘟疫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圣散子方”的奇效拯救了黄州百姓的性命,也使苏轼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要让“圣散子方”发挥更大的效用,拯救更多人的性命,就必须把药方公布出来;而当年巢谷传方之时,苏轼已指江水为誓,保证永不传人。在反复权衡之后,苏轼决定将药方公之于众。苏轼在公开“圣散子方”时,专门为《圣散子方》一书作序,记述了该方在瘟疫流行时的效用。由于苏轼在当时的显赫声名,《圣散子方》广为流传,“天下信以为然,”被许多人奉为经典,成为许多地方瘟疫流行时人们纷纷效法的药方。
    但是,中医学的精髓是“辨证论治”“因人施治”。苏轼忽视了这一点,后来使用“圣散子方”的人们也忽略了这一点。虽然同样被称作“瘟疫”,但发病原因不同、地域不同、水土不同……所以情况各异;即使是同一种疫病,也会有不同的类型;更何况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同是罹患瘟疫,治疗方法也千差万别。然而,苏轼因为自己使用“圣散子方”的绝佳疗效,在推广此方时言语间不免溢美之词。在为《圣散子方》写的序言中,苏轼称:“自古论病,唯伤寒最为危急……应汗应下之法,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真济世之具,卫生之宝也。”显然,违背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苏轼对“圣散子方”盲目的推崇,甚至影响了以后的400年。首先,在苏轼去世后约20年的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圣散子方”流行于京师,特别是在京师太学的学生中更是盛行。当时正值京师大疫,人们争相使用“圣散子方”,但是,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杀人无数”。其后,宋末辛未年,永嘉大疫,当地人纷纷效法“圣散子方”,“被害者不可胜数”。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朝弘治癸丑年(1493年),吴中大疫,当地县令让地方上的医生们配好“圣散子方”,沿街派送给百姓,并将“圣散子方”张榜公布。结果“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终于,官府下令废止使用“圣散子方”。
    明代医家俞弁在《续医说》中分析原因认为:苏轼的谪居地黄州,濒临长江、气候多湿,黄州百姓所得的“伤寒”,大多“因湿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圣散子方”的组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豆蔻、麻黄、藿香等药性燥热的药物,正好适合当地居民的病症,因此多能奏效。而其他地方的地理、气候特征与黄州不同,患者所得的“伤寒”类型也与黄州迥异,那些由于服用了“圣散子方”之后丧命的患者大多是因为药性过于燥热,“反助火邪……率皆狂燥昏厥而卒。”
    《圣散子方》作为一部曾经名满天下的医书,却又销声匿迹,从巅峰跌至谷底。这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极有名的公案,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本为疗寒疫之方,却用之于热疫,一个被苏轼称为“活人无数”的良方,最终却变成了“杀人无数”的祸方,这其中的转变归因于一代文豪苏轼作为传播者显赫的影响力和大力推荐,也归因于传播者有失严谨的传播方法,终于酿成千古憾事。这一教训也提醒后世在运用中医药知识、从事健康传播时,必须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确保传播内容的准确。既要讲求传播方法、注重传播效果,又不能背离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就不会再次出现被人戏称为“全民同吃一方药”预防“非典”的笑话。

     附注:
    瘟疫——在中国古代是急性传染病爆发的统称,具体病种可以是多种疾病。目前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如发生在古代,不知是否亦被称为“瘟疫”?但无独有偶的是,当年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曾经瘟疫流行;据2020年1月30日CCTV报道,黄冈已成为仅次于武汉的发病例数第二多的地区。
 
来源张立峰 编辑郝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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